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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 生 为 何 怕“鲁 迅”?         ★★★ 【字体:
学 生 为 何 怕“鲁 迅”?
作者:董纪林    教学文章来源:董纪林    点击数:1447    更新时间:2008-4-26    

——以《风筝》为例 

实验中学教育集团  董纪林 

“一怕文言文,二怕写作文,三怕周树人”。最初听到语文教学圈内这句行话,还以为有很重的调侃味。最近听了某校名师执教的鲁迅散文《风筝》,深感学生怕周树人事出有因,情有可原。

课堂上,多媒体手段的导入恰到好处,师生美读其乐融融。进入“探究”阶段之前,屏幕上打出了思考题:

1、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作者看到“远处有一二风筝浮动”,就感到“惊异和悲哀”,这是为什么?

2、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“我还能希求什么呢?我的心只得沉重着”。表达了作者当时怎样的心情?

本来,《风筝》在苦涩中带着缕缕温馨和浓浓亲情,学生朗读时兴致颇高,可是问题中的“悲哀”和“沉重”,学生的兴趣顿时遭遇了寒流,脸色也“沉重”起来,他们面面相觑,不知从何处入手。一阵课堂“冷却”后,教师在屏幕上打出了以下答案——

1、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北京冬季来临,就有人放风筝,作者“惊异”于眼中“风筝”,就想起小时候粗暴虐杀“风筝”的一幕,而且无从补过,心头不禁悲哀。

2、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表达了更深沉的悲哀:小弟弟不认为兄长的行为是一种虐杀。课文的寓意是,被虐杀者甘受虐杀,毫无抗争,使虐杀者横行无忌,这正是旧秩序能够得以维持的原因,所以更加令人悲哀沉重。

接着,教师作了点拨:如果把自我剖析作为《风筝》的主要内容,这是很肤浅的。作者的“惊异”和“悲哀”有着自身的历史意义。“风筝”事件中,为什么小兄弟全然忘却毫无怨言?小兄弟不怨恨好不好?这更令人深思。其实,从小兄弟的“麻木”中,可以看到当时社会的病态。上世纪20年代中期的军阀混战,新文化运动的分化,教育界的复古读经,文坛里失恋诗、颓废文学的盛行,都使作者感到黑暗笼罩着一切,这正如同置身于肃杀的严冬,使他分外地感到深切的“惊异和悲哀”。

教师侃侃而谈,振振有辞,下面的学生顿时失却了刚才讨论“风筝”的兴致,云里雾里,一片茫然。对于无法消化的道理,他们在课堂上唯一能做的,就是麻木地记着笔记。

我不禁困惑:《风筝》究竟是一篇严于自责和反省的散文,抑或是一篇抨击小兄弟“麻木悲哀”而投向封建文化的战斗檄文?课后借阅《教师教学用书》,发现刚才课堂上教师的观点,散见于“教参”上,而教师阐述的时候,又特别强调了“微言大义”的章句,对文本的主体内容似乎视而不见,这大概是为了“探究”的需要吧。如此这般,真的为孩子们叫苦。

由此,也想到了学生之所以怕鲁迅的几个症结:

首先,无庸讳言,鲁迅作品“似匕首,似投枪”,在特定的历史时期,文风相对严肃,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鲁迅作品的时代性和特殊性。有人把鲁迅著作比做“百科全书”,涉及到的知识面较广,给教学带来了一定的难度。这从又一个侧面说明了鲁迅作品的丰富性和复杂性。对此,若教师依赖于有关教参的“权威”解释,鲁迅的作品被推到了文化的“圣殿”,成了神化形象的文化符号。例如,《风筝》,相对于其他作品而言,还是比较通俗的,但由于文本中的“惊异和悲哀”“精神的虐杀”等沉重的词语,经过教师的“深入”开发,产生了众多的教学歧义,使学生无所适从。

其次,“放风筝”作为一种民俗文化,虽然如今的学生对此并不陌生,但北京冬季“一二风筝浮动”,自然也会引起了学生的“惊异”。即使是南方,“儿童放学归来早,忙趁东风放纸鸢”的风俗现象,也日益脱离了学生的生活。许多有生活味的作品,如《社戏》、《风筝》、《祝福》等,如果没有民俗文化做基础,学生阅读中的“时代距离”还是遥远的。

再者,从背景分析,鲁迅作品产生于由旧文化到“五四”新文化的转型时期,形成了一个独立的“鲁文化”整体,有其相对独立性,而入选教材的作品,只是其中的一个很小的部分,这给完整地读懂文本增加了一定的难度。在这种情况下,一旦教师自身的“鲁文化”功底不足,机械地照搬教参和现成资料,难免支解文本,走入教学误区。《风筝》一文,从主体上看,本是作者的自省之作,作者严于解剖自己,从往事、小事入手,是一曲兄弟情深温馨而苦涩的人文之歌。这个主题在鲁迅发表于1919年的《我的兄弟》中可以找到最初的文本。《风筝》那种带有深刻的自我批判性的底蕴是很明显的,那么,何以在教学探究中滑向了对小兄弟“麻木”精神的批评?始作佣者无疑当推“教参”:“被虐杀者甘受虐杀,毫无抗争,使虐杀者横行无忌,这正是旧秩序能够维持的原因。所以令人悲哀、沉重。”按照这样的“深入”分析,当初,大哥哥“伸手折断了蝴蝶的一支翅膀骨,又将风轮掷在地下,踏扁了”之后,小兄弟就该与之打一架。如今,当“我”问起“有这样的事”,就应当“刻骨铭心”地记着。如此这般,还有《风筝》的味道吗?真不敢想象,教师要探究到何处?难道“风筝”飘多远,我们的探究也要飘多远吗?无怪乎学生越学越糊涂,教师越教越深奥,以致通俗的作品让人敬而远之。

由于多元化解读的随意性,不少教师出于对作品博大精深的景仰,无度地加以深挖,把文本理解成思想政治的教化,只剩下冰冷的“躯壳”。赵景深先生在上个世纪30年代前期编《初级中学混合国语教科书》,第一册就选了这篇《风筝》,是作为中学生写作白话文的模范而入选的。如今,课文则逐渐演变到“批判封建文化思想和伦理道德的”的文本,因为“这个风筝事件不一定是作者经历中曾有的实事,但却是当时社会里会有的实情,封建思想有形无形地摧残着一辈一辈的人……”这样一分析,鲁迅就更“高大”了。对文本的“游离”拔高成了一种教学“创新”,无怪乎学生更加害怕“鲁迅”了。这类教学现象由来已久,诸如教学《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》,就撇下儿童的趣味不谈,强调的是封建制度对儿童的毒害;教学《孔已己》,则无视世态炎凉,人性冷漠的社会现状,必定是批判封建科举制度的檄文。似乎鲁迅作品一定与沉重有关,似乎鲁迅作品必定是政治武器。

可见,学生怕读鲁迅,固然有鲁迅作品的时代距离、文化厚重感等因素。然而,更值得注意的是教学者过度追求“意义”,把人文理解成了一种思想教化,把许多充满人情味的作品推向了“神化”的圣坛,这恰恰降低了鲁迅作品的思想价值和文化内涵。事实上,目前入选中学语文教材的作品,诸如《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》、《故乡》、《社戏》、《孔已己》、《祝福》乃至《阿Q正传》节选等等,都是洋溢着生活气息的经典之作,很有亲和力。在教学中只要回归到人文本真,少一点无端的似是而非的解读,学生是很容易亲近的。因此,无论《风筝》飘多远,只要系住文本这根线,乡情亲情自然会熏陶人,学生自然会愉快地走近周树人。

 

本文于200711月在绍兴市教育局、上海《语文学习》杂志联合组织的征文评比中获全国二等奖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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